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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的博客

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日志

 
 

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  

2008-09-16 13:14:03|  分类: 关注改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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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

              ——中国价格改革:真实历程和现实意义(之一)

华生

      价格改革,从来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最大难点之一,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央文件中,也多次被称为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迄今总结改革历程的文章汗牛充栋,但中国这么关键的价格改革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能够成功,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总结,经济学术界也是语焉不详,不甚了了。学界有广泛影响的一种解释是,80年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初期起了一定的过渡作用,但利弊参半,且后来负面作用越来越大。1988年的价格闯关因通货膨胀等原因失败;92年改革势头重启后,双轨逐渐合并,这样,中国价格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之际前后就基本顺利完成。

     显然,这种价格改革在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不费事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已经容易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体系又建设了10多年之后,能源等基础品价格问题今天还在困扰我们?因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真实进程,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揭示中国价格改革成功之谜,对于正确认识过去的三十年和透视今后的价格改革历程,显然并不是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改革初期的价格多轨化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计划经济年代,商品价格当然都是由国家制定的。但是,即使计划经济和文化革命的鼎盛时期,少量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价格,也是在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上自由交易的。那个时代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都不会忘记每隔三、五天总有一个可去“赶集”的轻松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制,从来就存在于中国的部分农副产品市场上。这种双轨价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营、集体经济之外,还有始终没有被消灭的农民自留地经济这一块。双轨制价格,其实是这双重体制并存的反映。只不过后者过于弱小,因此这部分有限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轨,只能生存在封闭和分散的一个个乡镇集市上。文化革命中,计划价格冻结,一冻就是10年。因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这冻结了10年,因而已经比60年代更加扭曲和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中国的价格改革最初是从农产品开始的,当时叫解决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这就是1978年调研决定,从1979年就开始实行的提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价。而且采用的办法是定购的牌价一般提高20%左右,超购部分再加价30%-50%。这是计划价格也发生裂变,即出现多轨的开端。农副产品购价提高,在城市的销价不变,出现了购销价格倒挂,城郊出现了“捣蛋部队”,即从城里国营商店低价买鸡蛋等副食品,再去乡下高价卖给国家收购部门。这样就又逼出了提高销价,把暗补改为明补,于是在1979年11月1日起,提高农副产品销价,同时给每个职工每月补5元,这样从购销两方面启动了计划价向市场供求均衡价靠拢的步伐。后来“暗补改为明补”,成为80年代国家反复使用,理顺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的一个成功办法。因此,中国的价格改革是从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开始,最初是农副产品购销价,其后还有受到陈云同志表扬的1983年的纺织工业品价格的结构调整。

     除了调整价格,从改革伊始,放开一些控制,改革定价制度实际也在发生。一方面,当时已经存在的众多被称为的社队企业本来就在计划经济的狭缝中生存,另一方面文革后解决返城和待业人口的沉重压力,又不得不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和个体户。这些计划外的经济成份必须依靠市场生存。80年代流传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就是当时国营体制未动、个体户经济蓬勃发展的写照。与计划体制外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相对应,按照1978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企业大胆下放权力的精神,国务院1979年7月下发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并首次提出了生产企业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享有自销权。这个自销权虽然在范围上有严格限制和数量有限,却开创了工业品流通的双轨制的局面。从而为此后企业享有自销权产品的价格“失控”开了一扇门。其实,随着改革的发展,国家也就逐步放松了边缘产品的价格控制,如从1982年9月开始,国家就陆续放开工业小商品价格,到1984年10月已经全部放开。因此,在中国,计划内外的双轨价,在中国从来存在,只是长期处在经济的边缘地带。随着改革开放扩权,有所发展,包括向计划内发展。

     当然,真正难办、而且牵一发动全国的是重要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从1981年开始,国家就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各方力量和专家进行理论价格、影子价格的测算,包括考虑了资金占用和周转、资源税等各种合理定价因素。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编撰我国价格体系和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提出了以提高一次能源、矿产品为中心的工业品、交通运输和建筑产品价格改革,论证了要尽快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扭曲的必要性。他们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和过时,可见无论时代如何进步,条件变得如何优越,历史确实是螺旋式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才智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已经高出前辈很多。

     不过,历史往往并不是沿着理论和设计前进的。摸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改革就更是如此。如上所述,由于计划外经济成份的存在发展和计划内的放权让利,生产资料的价格松动其实从80年代初就已经萌动,只是它最初是沿着计划价格的多轨化开始的。甚至当年属于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为了摆脱原油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81年国务院就批准石油部在完成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外,超产部分可按国际油价在国内销售,而当时的国际油价是国内计划定价每吨100元的5、6倍。1983年,为了缓和国内成品油供应紧张局面,国家允许部分石油产品“以出顶进”,允许部分成品油以国际高价在国内销售。可以说,原油和成品油的计划内极其悬殊的双轨价格简直就是后来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源头和极至。几乎与此同时,为了鼓励增产煤炭,在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的主持下,从1982年核定的生产能力为基础,对统配煤自1983年起实行增产煤加价办法。同时,由于与石油的垄断开采和加工不同,大量计划外的乡镇小煤矿的存在,使得煤炭成为生产资料中最先出现了计划内的多种价格和计划外市场价格多轨并存的品种。可以想见,当油、煤这样的工业基础原料价格多元化以后,整个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多元化和紊乱显然不可避免。原先统一、严明、计算简单的计划价格体系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动摇。而1984年5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给工业企业扩权松绑的浪潮中,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允许企业有完成计划任务的产品自销权,而自销产品又有上下浮动20%的定价权。这样,生产资料价格的全面多元化、以及当年全是依附于政府部门的各种公司和中间环节的倒卖加价,就同放权改革一道,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潮流,无论我们今天看来如何缺乏设计、配套乃至泥沙俱下,但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统销包销、缺乏生气的计划体制。因为除了国家统配价以外,超产价、地方价、临时价、进口代理价和经各级部门批准的优惠加价五花八门,反映了一旦放权让利,地方和企业就有向市场供求均衡价靠拢的自发冲动。不过,至少在当时,这种主要以计划多价形式出现的市场化活跃不仅在党内高层受到一致高度肯定,而且受到社会上下包括经济理论界的共同欢呼。84年国庆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绪和氛围。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即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于1984年9月上旬在杭州郊区召开的。

     从莫干山会议前的中国价格改革历程可以看到,那些关于莫干山会议或学术界某人首创双轨制的说法,其实有些牵强。因为多轨、双轨价格早已在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已经出现、发展。反之,后来批判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官倒腐败,也是多少打错了靶子,因为价格多轨本来是中国所走的这样一条增量渐进改革道路、双重体制并存时期的必然表现形式。这样说来,莫干山会议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它究竟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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