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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的博客

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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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 12:28:00|  分类: 关注改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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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调结合  双轨推进战略的现实意义
制,即国内大体上是统一价格,但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经常严重脱节,形成国内国外依国境而划的双轨制。一段时期中港澳的汽车开到境内来加油,就是这种国境双轨制的典型表现。这几年来,我们年年讲能源价格扭曲,总是想等待或寻找一个好的时机,下决心一举解决问题。但事与愿违,总是等不来。有时想等国际能源价格再降些时机更好,不料别人的价格又起来了,而且差距越大,改革起来的难度和震动越大,结果变得积重难返,别人的价格掉下来了,我们还得消化前面累积的亏损。这样我们等于是在一个小一些的特定范围内,又重复了1980年代价格改革初期的困境。 正确总结和吸取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不要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各个击破。汇率问题,几年前被很多人看成是天大的难题,也成为中美之间角力的焦点。汇改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放调结合,小步慢走,时快时停,冲突就化解于无形之间。再往什么方向走,逐步开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反映汇率改革已经走近了各种力量平衡的区间,这时市场就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象汇率这样在能够完全放开、实行自由浮动之前,尽管只有政府一个操盘手,也是可以调到一定范围,放宽浮动区间,搞放调结合的浮动指导价。其实现代世界对付垄断,已经有了多种有效的办法。个别绝对垄断的,如电网、某些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就把它变成公共平台大家付费使用,不是谁修的道,就只能开自己的车。现代经济中相当大部分的领域,都是垄断竞争,即有几个寡头控制,同时寡头又不是绝对的垄断,受到国际市场和替代品的制约和中小供应销售商的竞争渗透和牵制。这里的关键还是要开放市场,放宽准入限制,允许除寡头之外的中小供应商进入边际竞争。同时变政府统一调价报价为企业自主报价。这样即使是控制市场份额很大的几个寡头迫于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自己也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报价和调价。因此,中国价格改革历史经验的放调结合、小步多调是最切合今天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路径。对因能源、资源价格调整而造成对人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则可以学习历史上多次成功采用的“暗补转明补”的办法。在不断调整所谓垄断行业价格的同时,就可放松和放开其上下游竞争行业产品的价格控制。这就是放调结合在今天的新含义。总之,放调结合、增量渐进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不怕慢,就怕站,价格改革尤为如此。这条路径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化解价格改革的震荡和系统风险,给企业、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有一个适应期,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威胁。 实际上,在今天市场经济成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解决部分能源、资源价格扭曲的国际国内双轨制的难度比当年的价格改革要小得多。由于中国已经高度开放,有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参照系,我们已无必要在同一产品内再搞双轨价,而是可以放调结合,小步多调,以调促放或以放促调。放弃把一切条件准备好搞一步到位大动作的思维和误解。用好自己放调结合,平稳过渡、暗补转明补的经验,今天部分产品的价格扭曲就可以很快缓解和得到解决。 应当指出,能源、资源价格的合理化,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个能源、资源使用的税费问题。由于既有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使用中产生的环境等外部性,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往往还不能形成对能源、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推动更清洁能源的采用。因此,适时和逐步地进行能源、资源的税费制度改革,也是价格合理化的内涵之一。可见,放,是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问题,而调,是解决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受阻或受限时,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合理化的问题。放调结合,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而且是我们今后还不能抛弃的有效工具。 与商品价格改革相关连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即资金、劳动和土地的价格问题。有人提出,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与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可以称之为新双轨制。也有人把能源、资源价格的管制和扭曲问题与要素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相提并论。其实,这是相关联但又完全区别的两类不同市场的问题,需要单独去处理,不可混为一谈。 首先,比如说货币资金的价格,就是利息。但是,在货币市场上,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借贷者不能简单地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那样用提高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办法去平衡供求缺口,而经常用优惠的低利率来吸引和稳定优——中国价格改革30年(之六)

华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90年中期的价格改革基本完成了,但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尾巴。就是国家继续保持控制的那些产品的价格,并轨完后仍是有浮动的指导价,这样在短时期供需未发生大的变化时,价格算是理顺的,价格改革似乎完成了。但时间一长,价格就不反应供求了,如果调整不及时,或没有进一步放开,过了若干年需求一紧张,就又面临新的价格改革问题。这种没有完全放开或难以放开的往往是带有一定垄断性行业的价格,如电力、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和公用事业价格。这些价格并轨后也放不开又不及时调整,积以时日,就会严重脱离实际供求关系,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其上、下游产业链的产品价格控制的要求。比如因为有电价控制,电煤价格就难免是欲放还休,放了又要搞临时价格干预。这些情况相互交叉,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能源和许多公用事业价格失真,导致整个价格体系扭曲,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首先以石油价格改革为例。1994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原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价格请示的通知,取消原油、成品油销售中的多轨价格,并轨提价。原油的出厂价格除少数油田外一律调整为每吨700元,全国成品油中汽油每吨出厂价格平均为2350元。这样基本上完成了原油、成品油价格的并轨。1996年为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又分别对原油、成品油价格作了调整。1998年进一步出台了《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其中原油价格由国家发改委从当年6月起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每月公布调整后的当月国内原油基准价格。同时,国家发改委制订并公布汽柴油(标准品)零售中准价,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在中准价上下5%范围内制定具体零售价格。从2001年3月起,国家发改委不再公布原油基准价,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团按相同原则参照国际市场自行计算确认。这样我国原油价格就基本上转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价。2001年10月又发布《关于完善石油价格接轨办法及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确立“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以及“稳定国内油价”的两个改革原则,主要内容为以参照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价格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当国际油价上下波动幅度在5%-8%范围内时国内市价不变,超过这一范围时由国家发改委调整零售中准价。但2006年年中以后,由于国际油价飞涨,国内对成品油零售价实行价格保护,政府实际上放弃了这个盯住策略,造成国际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严重脱节,炼油企业普遍严重亏损。这样,国家一方面被迫对炼油企业进行巨额补贴,另一方面,又因几次有限的成品油涨价而对公用交通、出租行业等实行了普遍补助。
电力的价格更是一直由国家来制订和调整的。1990年主要是理顺计划电价的各类、各区域的复杂多轨关系。直到1998年10月,原国家计委才出台了城乡供电同价方案,1999年-2003年,陆续提高各省上网电价,并将价外收费统一为价内征收,逐步取消了省内各地区二级综合加价,分步分区域改各种计划额度外加价的双轨制电价为全国同一销售电价。同时,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批准几个省市为首批“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点地区,到2003年底各省电力均已完成了厂网分离的价格改革。但在2004年以后,由于电力供需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这样,原定输配电分开、电厂和用户直接交易的进一步电力市场化改革步伐延缓。反之,为了保证居民和企业用电价格的稳定,还要回过来控制电煤价格的上涨,从2005年开始,几次发布对发电用煤炭价格进行临时价格干预的通知或公告。尽管这样,由于煤炭价格的上涨,各大电厂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石油和电力价格改革的曲折,是能源价格改革遭遇困境的典型表现。一方面,对物价稳定和消费者承受能力即社会稳定的担心,制约了政府的挪动空间,另一方面,垄断的存在加大了市场化改革和竞争的难度,抬高了供给成本,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市场化改革和价格稳定的疑虑。这是在1990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新世纪又面对以能源为代表的若干基础和公用事业价格扭曲的基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从199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对国家管理的价格,搞了一个国内国际的双轨制,即国内大体上是统一价格,但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经常严重脱节,形成国内国外依国境而划的双轨制。一段时期中港澳的汽车开到境内来加油,就是这种国境双轨制的典型表现。这几年来,我们年年讲能源价格扭曲,总是想等待或寻找一个好的时机,下决心一举解决问题。但事与愿违,总是等不来。有时想等国际能源价格再降些时机更好,不料别人的价格又起来了,而且差距越大,改革起来的难度和震动越大,结果变得积重难返,别人的价格掉下来了,我们还得消化前面累积的亏损。这样我们等于是在一个小一些的特定范围内,又重复了1980年代价格改革初期的困境。


     正确总结和吸取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不要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各个击破。汇率问题,几年前被很多人看成是天大的难题,也成为中美之间角力的焦点。汇改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放调结合,小步慢走,时快时停,冲突就化解于无形之间。再往什么方向走,逐步开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反映汇率改革已经走近了各种力量平衡的区间,这时市场就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象汇率这样在能够完全放开、实行自由浮动之前,尽管只有政府一个操盘手,也是可以调到一定范围,放宽浮动区间,搞放调结合的浮动指导价。其实现代世界对付垄断,已经有了多种有效的办法。个别绝对垄断的,如电网、某些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就把它变成公共平台大家付费使用,不是谁修的道,就只能开自己的车。现代经济中相当大部分的领域,都是垄断竞争,即有几个寡头控制,同时寡头又不是绝对的垄断,受到国际市场和替代品的制约和中小供应销售商的竞争渗透和牵制。这里的关键还是要开放市场,放宽准入限制,允许除寡头之外的中小供应商进入边际竞争。同时变政府统一调价报价为企业自主报价。这样即使是控制市场份额很大的几个寡头迫于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自己也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报价和调价。因此,中国价格改革历史经验的放调结合、小步多调是最切合今天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路径。对因能源、资源价格调整而造成对人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则可以学习历史上多次成功采用的“暗补转明补”的办法。在不断调整所谓垄断行业价格的同时,就可放松和放开其上下游竞争行业产品的价格控制。这就是放调结合在今天的新含义。总之,放调结合、增量渐进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不怕慢,就怕站,价格改革尤为如此。这条路径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化解价格改革的震荡和系统风险,给企业、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有一个适应期,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威胁。


     实际上,在今天市场经济成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解决部分能源、资源价格扭曲的国际国内双轨制的难度比当年的价格改革要小得多。由于中国已经高度开放,有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参照系,我们已无必要在同一产品内再搞双轨价,而是可以放调结合,小步多调,以调促放或以放促调。放弃把一切条件准备好搞一步到位大动作的思维和误解。用好自己放调结合,平稳过渡、暗补转明补的经验,今天部分产品的价格扭曲就可以很快缓解和得到解决。

质客户、大企业和老客户。否则,价高者得,钱往往会借给了风险最高的客户。美国这次金融风暴爆发端于次贷危机,其根源就是放款人把钱借给了并没有真正偿还能力的人和家庭。这里的最大区别在于,和商品与服务市场上交易可以钱货两清不同,货币市场上本金最后要返还给出售者的。因此,货币资金市场上的价格决定也受完全不同的规则支配。 其次,劳动力的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和竞争最充分的市场。长期以来,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要源源不断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过渡竞争,不少地方出现了民工安全和健康、退休保障严重缺失、劳动力价格显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劳动力市场的双轨用工制度,完全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在这个市场上要做的,是要根据条件和可能,逐步建立和健全对劳动者必要的立法保护,逐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平等竞争问题。 最后,关于土地的价格。我国迄今为止确实存在农村集体土地要进入市场,必须首先经政府征用的垄断问题。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方面允许和促进农用地的流转,另一方面允许非公益性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竞卖。但是,应当看到,土地的价格极大地依赖它的属性即用途,而土地的用途管制和地面物的规划管制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在西方土地私有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也没有任何改变土地用途或地面物建设的权力。土地交易只是在用途和地面物规划不改变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市场化仅仅体现在给定土地用途和地面物规划后的竞价自由。解决这方面的寻租行为,不仅需要引进市场机制,更依赖于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程度。 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是一个单独的领域,不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改革相混淆。 正如中央自1980年代就多次反复强调的,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功,是与价格改革成功的保驾护航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只要我们认真总结30年来价格改革放调结合、闯关过滩的成功经验,顺利地完成还遗留的少数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收关任务,并不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政府管理若干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还存在。因此,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价格改革的深化、发展和完善,也永远不会完结。


     应当指出,能源、资源价格的合理化,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个能源、资源使用的税费问题。由于既有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使用中产生的环境等外部性,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往往还不能形成对能源、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推动更清洁能源的采用。因此,适时和逐步地进行能源、资源的税费制度改革,也是价格合理化的内涵之一。可见,放,是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问题,而调,是解决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受阻或受限时,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合理化的问题。放调结合,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而且是我们今后还不能抛弃的有效工具。

放调结合 双轨推进战略的现实意义——中国价格改革30年(之六) 华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90年中期的价格改革基本完成了,但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尾巴。就是国家继续保持控制的那些产品的价格,并轨完后仍是有浮动的指导价,这样在短时期供需未发生大的变化时,价格算是理顺的,价格改革似乎完成了。但时间一长,价格就不反应供求了,如果调整不及时,或没有进一步放开,过了若干年需求一紧张,就又面临新的价格改革问题。这种没有完全放开或难以放开的往往是带有一定垄断性行业的价格,如电力、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和公用事业价格。这些价格并轨后也放不开又不及时调整,积以时日,就会严重脱离实际供求关系,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其上、下游产业链的产品价格控制的要求。比如因为有电价控制,电煤价格就难免是欲放还休,放了又要搞临时价格干预。这些情况相互交叉,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能源和许多公用事业价格失真,导致整个价格体系扭曲,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首先以石油价格改革为例。1994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原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价格请示的通知,取消原油、成品油销售中的多轨价格,并轨提价。原油的出厂价格除少数油田外一律调整为每吨700元,全国成品油中汽油每吨出厂价格平均为2350元。这样基本上完成了原油、成品油价格的并轨。1996年为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又分别对原油、成品油价格作了调整。1998年进一步出台了《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其中原油价格由国家发改委从当年6月起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每月公布调整后的当月国内原油基准价格。同时,国家发改委制订并公布汽柴油(标准品)零售中准价,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在中准价上下5%范围内制定具体零售价格。从2001年3月起,国家发改委不再公布原油基准价,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团按相同原则参照国际市场自行计算确认。这样我国原油价格就基本上转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价。2001年10月又发布《关于完善石油价格接轨办法及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确立“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以及“稳定国内油价”的两个改革原则,主要内容为以参照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价格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当国际油价上下波动幅度在5%-8%范围内时国内市价不变,超过这一范围时由国家发改委调整零售中准价。但2006年年中以后,由于国际油价飞涨,国内对成品油零售价实行价格保护,政府实际上放弃了这个盯住策略,造成国际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严重脱节,炼油企业普遍严重亏损。这样,国家一方面被迫对炼油企业进行巨额补贴,另一方面,又因几次有限的成品油涨价而对公用交通、出租行业等实行了普遍补助。 电力的价格更是一直由国家来制订和调整的。1990年主要是理顺计划电价的各类、各区域的复杂多轨关系。直到1998年10月,原国家计委才出台了城乡供电同价方案,1999年-2003年,陆续提高各省上网电价,并将价外收费统一为价内征收,逐步取消了省内各地区二级综合加价,分步分区域改各种计划额度外加价的双轨制电价为全国同一销售电价。同时,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批准几个省市为首批“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点地区,到2003年底各省电力均已完成了厂网分离的价格改革。但在2004年以后,由于电力供需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这样,原定输配电分开、电厂和用户直接交易的进一步电力市场化改革步伐延缓。反之,为了保证居民和企业用电价格的稳定,还要回过来控制电煤价格的上涨,从2005年开始,几次发布对发电用煤炭价格进行临时价格干预的通知或公告。尽管这样,由于煤炭价格的上涨,各大电厂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石油和电力价格改革的曲折,是能源价格改革遭遇困境的典型表现。一方面,对物价稳定和消费者承受能力即社会稳定的担心,制约了政府的挪动空间,另一方面,垄断的存在加大了市场化改革和竞争的难度,抬高了供给成本,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市场化改革和价格稳定的疑虑。这是在1990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新世纪又面对以能源为代表的若干基础和公用事业价格扭曲的基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从199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对国家管理的价格,搞了一个国内国际的双轨
     与商品价格改革相关连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即资金、劳动和土地的价格问题。有人提出,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与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可以称之为新双轨制。也有人把能源、资源价格的管制和扭曲问题与要素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相提并论。其实,这是相关联但又完全区别的两类不同市场的问题,需要单独去处理,不可混为一谈。


     首先,比如说货币资金的价格,就是利息。但是,在货币市场上,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借贷者不能简单地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那样用提高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办法去平衡供求缺口,而经常用优惠的低利率来吸引和稳定优质客户、大企业和老客户。否则,价高者得,钱往往会借给了风险最高的客户。美国这次金融风暴爆发端于次贷危机,其根源就是放款人把钱借给了并没有真正偿还能力的人和家庭。这里的最大区别在于,和商品与服务市场上交易可以钱货两清不同,货币市场上本金最后要返还给出售者的。因此,货币资金市场上的价格决定也受完全不同的规则支配。

制,即国内大体上是统一价格,但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经常严重脱节,形成国内国外依国境而划的双轨制。一段时期中港澳的汽车开到境内来加油,就是这种国境双轨制的典型表现。这几年来,我们年年讲能源价格扭曲,总是想等待或寻找一个好的时机,下决心一举解决问题。但事与愿违,总是等不来。有时想等国际能源价格再降些时机更好,不料别人的价格又起来了,而且差距越大,改革起来的难度和震动越大,结果变得积重难返,别人的价格掉下来了,我们还得消化前面累积的亏损。这样我们等于是在一个小一些的特定范围内,又重复了1980年代价格改革初期的困境。 正确总结和吸取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不要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各个击破。汇率问题,几年前被很多人看成是天大的难题,也成为中美之间角力的焦点。汇改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放调结合,小步慢走,时快时停,冲突就化解于无形之间。再往什么方向走,逐步开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反映汇率改革已经走近了各种力量平衡的区间,这时市场就可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象汇率这样在能够完全放开、实行自由浮动之前,尽管只有政府一个操盘手,也是可以调到一定范围,放宽浮动区间,搞放调结合的浮动指导价。其实现代世界对付垄断,已经有了多种有效的办法。个别绝对垄断的,如电网、某些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就把它变成公共平台大家付费使用,不是谁修的道,就只能开自己的车。现代经济中相当大部分的领域,都是垄断竞争,即有几个寡头控制,同时寡头又不是绝对的垄断,受到国际市场和替代品的制约和中小供应销售商的竞争渗透和牵制。这里的关键还是要开放市场,放宽准入限制,允许除寡头之外的中小供应商进入边际竞争。同时变政府统一调价报价为企业自主报价。这样即使是控制市场份额很大的几个寡头迫于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自己也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报价和调价。因此,中国价格改革历史经验的放调结合、小步多调是最切合今天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路径。对因能源、资源价格调整而造成对人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则可以学习历史上多次成功采用的“暗补转明补”的办法。在不断调整所谓垄断行业价格的同时,就可放松和放开其上下游竞争行业产品的价格控制。这就是放调结合在今天的新含义。总之,放调结合、增量渐进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不怕慢,就怕站,价格改革尤为如此。这条路径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化解价格改革的震荡和系统风险,给企业、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有一个适应期,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威胁。 实际上,在今天市场经济成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解决部分能源、资源价格扭曲的国际国内双轨制的难度比当年的价格改革要小得多。由于中国已经高度开放,有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参照系,我们已无必要在同一产品内再搞双轨价,而是可以放调结合,小步多调,以调促放或以放促调。放弃把一切条件准备好搞一步到位大动作的思维和误解。用好自己放调结合,平稳过渡、暗补转明补的经验,今天部分产品的价格扭曲就可以很快缓解和得到解决。 应当指出,能源、资源价格的合理化,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个能源、资源使用的税费问题。由于既有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使用中产生的环境等外部性,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往往还不能形成对能源、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推动更清洁能源的采用。因此,适时和逐步地进行能源、资源的税费制度改革,也是价格合理化的内涵之一。可见,放,是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问题,而调,是解决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受阻或受限时,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合理化的问题。放调结合,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而且是我们今后还不能抛弃的有效工具。 与商品价格改革相关连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即资金、劳动和土地的价格问题。有人提出,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与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可以称之为新双轨制。也有人把能源、资源价格的管制和扭曲问题与要素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相提并论。其实,这是相关联但又完全区别的两类不同市场的问题,需要单独去处理,不可混为一谈。 首先,比如说货币资金的价格,就是利息。但是,在货币市场上,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借贷者不能简单地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那样用提高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办法去平衡供求缺口,而经常用优惠的低利率来吸引和稳定优


     其次,劳动力的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和竞争最充分的市场。长期以来,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要源源不断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过渡竞争,不少地方出现了民工安全和健康、退休保障严重缺失、劳动力价格显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劳动力市场的双轨用工制度,完全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在这个市场上要做的,是要根据条件和可能,逐步建立和健全对劳动者必要的立法保护,逐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平等竞争问题。
最后,关于土地的价格。我国迄今为止确实存在农村集体土地要进入市场,必须首先经政府征用的垄断问题。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方面允许和促进农用地的流转,另一方面允许非公益性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竞卖。但是,应当看到,土地的价格极大地依赖它的属性即用途,而土地的用途管制和地面物的规划管制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在西方土地私有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也没有任何改变土地用途或地面物建设的权力。土地交易只是在用途和地面物规划不改变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市场化仅仅体现在给定土地用途和地面物规划后的竞价自由。解决这方面的寻租行为,不仅需要引进市场机制,更依赖于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程度。
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是一个单独的领域,不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改革相混淆。


     正如中央自1980年代就多次反复强调的,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功,是与价格改革成功的保驾护航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只要我们认真总结30年来价格改革放调结合、闯关过滩的成功经验,顺利地完成还遗留的少数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收关任务,并不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政府管理若干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还存在。因此,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价格改革的深化、发展和完善,也永远不会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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